进城的故事藏在心里边(来自现场的声音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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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-07-05

原标题:进城的故事藏在心里边(来自现场的声音)  图为纪录电影《进城记》海报。

  纪录电影《进城记》公映了,关于它的故事要从8年前讲起。 2012年,凭着一股子倔强劲儿,从没拍过电影、准备回老家种地的我竟然接触电影了。

这来自主管部门的邀约:在全国找一个不大不小、不穷不富的村庄,驻扎上一年,拍一部真正属于中国农民的纪录电影,名字就叫《乡村里的中国》。   我们组建平均年龄21岁的摄制团队,在山东省沂蒙山一个叫杓峪的村子,一住就是373天。 杓峪村有167户人家,我们是第168户。

与村民朝夕相处,村民的喜怒哀乐便都收录在了镜头里。

我们拍了近1000个小时素材,剪辑出98分钟影片,上映后反响热烈,获得中国电影华表奖等多项大奖,有人称它是“21世纪农村生活的标本”。

  因为《乡村里的中国》,2016年,遵义市委宣传部邀请我们拍摄《出山记》。

我坚持不回避贫穷、不回避矛盾,要不怎么叫脱贫攻坚呢?我们住进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石朝乡的大漆村。

这是贵州省20个极贫村镇之一。

悬崖上有个村民组叫泉里,我们沿着尺把宽的小路走一两个小时才能到达,去了28次,我摔倒了12次,终于见证公路修到这个村。   出山不易,进城更难。

2018年,我们来到遵义市新蒲新区的安置点拍摄《进城记》。

挑人物时,我希望有一个年轻人,青春、阳光、上进,有开始新生活的感觉,最终在《出山记》素材里发现了覃猛。 抽签领房,他开心地说:“如我所愿。

”我眼前一亮。

这个情节成了《进城记》第一幕。   覃猛积极乐观,进城后和亲友合资开了小饭馆和婚庆公司。

他的第二个孩子是进城后的第一代人,也是小区的第一个孩子。 《进城记》拍完后,覃猛跟着我们学习专业的航拍摄影,随团队拍摄了云南老窝村,从搬迁者变成了记录者。

  易地搬迁是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一次深刻变革。

农民走出大山难,更难的是翻越一座座精神上的山。 《进城记》中45岁的杨多晏,拆迁前在村里养羊,进城后一度无法适应,气冲冲说要回老家。 后来,社区帮他争取到一笔创业贷款,他做起了贩羊生意,生活有了好转。 但贪玩不爱学习的儿子让他很头疼,为此他特意带儿子回了趟山里老家。 他对儿子说:“过去的老家和现在的老家不一样了,这就叫改变。 你一定要记着这种改变!”这句话很深刻,也许孩子不能全懂,但此情此景在他心里播下了种子。

  拍《进城记》的条件比山里好多了,难度却成倍增长。 出山的故事写在脸上,进城的故事是藏在心里边的,思想上的纠结和精神上的脱贫很难拍。

所以《出山记》拍了1年,《进城记》拍了3年。

好在我们团队有股子轴劲儿,不拍好不回北京。

  《进城记》记录了生活流,以中景为主,没有解说词,只在首尾有字幕。 这对创作者要求很高,更难的是团队所有人要统一风格。 近年也有硕士、博士毕业的年轻人要求加入我们,我开口就问:“你能在村庄里踏踏实实住上一年吗?”扎根乡村,与农民共同劳作,才能在他们的生活中发现故事。 这种决心和毅力,对现在的年轻人哪怕是出生在农村的孩子,都是不容易的。   我们连续8年记录农村的脱贫史,拍摄了9部纪录片:《出山记》《进城记》《种瓜记》《淘宝村》《大众村》《油桃妹》《老窝》《大歌》《黄河之水天上来》。

我们用平视的镜头,对准数字背后一个个活生生的人,忠实记录了他们的喜怒哀乐及思想转变。

也目睹着,为了下一代,为了更长远的目标,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进城的意义。 他们开始渴望城市,勇敢走进陌生的城市。 看到他们在城里的新家安顿下来,饱经沧桑的脸上露出了笑容,那便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刻。  (本报记者朱悦华采访整理)(责编:木胜玉、徐前)。